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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交家的作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现代杰出外交家顾维钧的外交作为，也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紧密相关，但他的很多外交理念，今日看来仍不过时。▌以公理争强权：没有国家能一手遮天顾维钧曾在美国学习多年，在那个列强横行的时代，他对世界大势有自己的判断：“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顾维钧的这一看法准确地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也成为他此后从事外交所信奉的原则。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签和约，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蔡元培称赞他，“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他坚信强权不能一手遮天。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的外交理念：民族利益大于党派利益

顾维钧深知弱国外交之不易，但也深知弱国外交并非没有施展的空间。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对弱国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说：“国人对外交见解，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如履薄冰，准备充分。但同时代的外交官并不都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指出：中国外交的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在思想理念上，顾维钧信奉美式自由主义。但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力图与国内政治保持距离，专注于外交事务。晚年口述回忆录时，他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唐德刚说，顾维钧“一辈子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上了一件鲜明的外交家的大礼服”。▲北京政府时期，穿外交礼服的顾维钧▌顾维钧被遗忘，是外交史上的一种不幸顾维钧的个人经历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顾维钧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却被有意无意地被遮蔽、被遗忘了，这实在是外交史上的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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